我最后一次见到姚雪垠，是在1996年春天。一见面我就发现，他确实衰老了，说话和行动都大不如以前了。眼睛依然放光，声音也还洪亮，思维已经不大敏捷，所说的内容和话语是单一的重复的。寒暄之后，他郑重地对我说：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毛主席对《李自成》的批示原始记录找到了，原话是……”。他喃喃背诵的那个“重要指示”我没有记住，只记住了他连连重复的“非常重要”和后面的几句话：
毛主席一再保护、支持我，我是非常感激的，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，就不会有《李自成》。不过，对于他晚年犯下的严重错误，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。
1957年以前，他同时在进行三部大作品的构思：一是《天京悲剧》，二是《杜甫传》，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小说。《天京悲剧》以李秀成为主角，写太平天国的覆亡；先写成电影剧本，因为当时迫切需要电影脚本，他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，然后发展成长篇历史小说。———这三部作品后来都没有完成。
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兴起的反教条主义之风，思想解放之风，使得我和姚雪垠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心情激动，信心倍增，甚至有些忘乎所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姚雪垠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活跃，写了不少文章，也多次在会议上发言。后来，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，发言就更不用说了。不过，这其中真正犯忌讳的主要是四篇文章，即：《谈破除清规戒律》、《创作杂谈》、《打开窗户说亮话》、《惠泉吃茶记》。这些文章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，而且有的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，是他成为“极右分子”的重要原因。
先说引起毛泽东注意的两篇文章。第一篇是发表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的《创作杂谈》。
姚雪垠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，是他竟敢公然与“深入工农兵生活”的伟大号召唱反腔。毛泽东说的是“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，到火热的斗争中去，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”，而姚雪垠却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：“老作家在旧社会生活得久，不但不应该把这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，反而应看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，是他们的财富”，由此发出呼吁，“要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”。
当时，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《惠泉吃茶记》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，而且正式传达了他的有关指示。那已经是1957年的春天，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从北京回来，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内中提到姚雪垠。大意说，读了《惠泉吃茶记》，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，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，思想上有君子、小人之分，这是不对的。
和所有的右派一样，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钱不值。说他历史肮脏，品行恶劣，是老流氓，这种侮辱性的谩骂他倒不在乎，最令他伤心的说他不学无术，说他专门写色情文学。一个知识分子，被人从精神上剥得精赤条条而无告地处于众人的围观唾骂之中，那种内心深处的羞辱和绝望是难以忍受的。他就是怀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最重要的一搏———写《李自成》。
那已经是1957年的秋天，运动已近尾声。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写《李自成》的原因。前面提到过，按原先的计划，他打算先写《天京悲剧》和《杜甫传》，然后再写《李自成》。那么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，提前写《李自成》呢？对此，他表述得很清楚，是因为毛泽东，因为毛泽东与李自成的特殊关注。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，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，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。当时，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发表了，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，列为整风学习材料，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，同时还有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。他还告诉我，在延安的时候，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《永昌演义》，呈给毛泽东审阅。毛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，进北京后交给周扬，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。姚雪垠说他读过《永昌演义》，确实写得不怎么样。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。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，是从陕北起事的；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，也来自陕北，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反右运动结束以后，我和姚雪垠分别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，他在武汉市郊东湖农场“监督劳动”，我到沙洋农场“劳动教养”。几年以后，当我们都成为“摘帽右派”而重逢并再度成为邻居的时候，客观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当时，姚雪垠已把《李自成》第一卷写完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。1962年年底，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，回来后和我谈及在京期间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，告诉我他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，谁又说了些什么。说时滔滔不绝，喜形于色。这中间，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，是茅盾和吴晗。一个是文学泰斗，一个是明史权威，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，十分可贵。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《李自成》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。这一举措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。他听到了掌声，得到了赞扬和鼓励，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，看到了冷眼。他在有些飘飘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，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“摘帽右派”的身份。他知道，只有通天，或可有望改变处境。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，我刚好在场，他们是怀着诚敬之心在做这件事的。当时我还问他：“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，主席又那么忙，未必会看你这部书。”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说：“我看会的。这不是一般的小说，这是李自成，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。”
果如姚雪垠所料，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，真的读了他的《李自成》，而且是基本肯定的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毛泽东畅游长江驻跸武汉时，曾有谕旨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：“你告诉武汉市委，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，他写的《李自成》写得不错，让他继续写下去。”
他在（1975年给毛泽东）上书之前并没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，怕我嘴不稳泄露出去，而是以一种有意无意地发牢骚的口吻试探我的看法：“看来真没办法了，只有给他老人家写信……”。我说只怕很难送到他手上，他也难得有精力管这种事。等到信已送达并有了好消息，他才把一切告诉我。在信里一开始就说明自己是《李自成》的作者，重提当年呈书并获恩荣的往事以勾起毛泽东的记忆。然后谈他的写作计划，恳求帮助。这时他没有忘记吴晗的话，计划中只提写农民起义的《李自成》和《天京悲剧》，而不提写辛亥革命的《大江流日夜》。信的最后还附一首旧体诗。诗是他的旧作：
堪笑文通留恨赋，耻将意气化寒灰。
凝眸春日千潮涌，挥笔秋风万马来。
愿共云霞争驰骋，岂容杯酒持徘徊。
鲁阳时晚戈犹奋，弃杖成林亦壮哉。
这首诗确实与毛的风格相通，又有形势大好，又有雄心壮志；末联用鲁阳挥戈、夸父逐日两个典故，以表现暮年豪情。
毛泽东支持他继续写《李自成》的指示下达后不久，姚雪垠就如同跃过了龙门，迁居北京，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最后阶段。
（摘自《黄河》2000年第4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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